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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做診斷機器，可“世外桃源”的入門費不低
522分，這是北京孩子楊寓晨的中考成績，這個成績足以讓不少人羨慕：在海淀區(qū)，這個成績可以考上八一中學或十一學校；在西城區(qū)，這個成績能上十三中；在東城區(qū)，也有機會進入景山學校了。可是楊寓晨的選擇卻是國際高中，這讓不少家長和老師很不理解。
1989年上海成立了先進所國際學校，到2009年，我國經教育部批準設立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已經超過了百所。
;按照我國的政策，國際學校高中以下年級原則上只能招收外國國籍的孩子。但是仍有不少家長想方設法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甚至有人不惜把孩子改為非洲國籍或先移居香港地區(qū)。
如此費錢費力，這些家長為什么要作這樣的選擇呢？
記者較近接觸了幾個正在準備和已經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的家長和孩子，了解了他們選擇這條道路的很多無奈。
不想再做診斷機器“考上八中我們也不上”
楊寓晨的中考成績確實不錯。班主任老師曾經說：“班里就楊寓晨一個能考上高中。”
但其實，在中考之前楊寓晨幾乎已經放棄學習了。
楊寓晨是個很隨性的女孩，她喜歡看書，看各種書，“有一段時間，西單圖書大廈的書我買了整整兩個書架。”她還特別喜歡給同學講自己看過的小說。每天中午吃完飯，楊寓晨的身邊總會聚集著很多同學：“我給他們講了好幾本小說了，一學期就能講好幾本。較強的是我把七部‘哈里·波特’都給他們講過了。”
愛看小說的楊寓晨也愛寫小說。什么都寫，“特別愛挑戰(zhàn)自己，專找自己不熟悉不會的東西寫。”
就是這么一個熱愛寫作的孩子，診斷時的作文分數總是很低。
“老師總讓我們按照套路來寫作文，要分三段，開頭怎么寫，中間怎么寫，結尾怎么寫都有套路。”楊寓晨說，“我特別不喜歡這樣。作文就是寫個性化的東西，這樣寫的話個性化的東西就沒了。”
很個性的作文都有套路，其他那些有“標準答案”的科目就更不用說了。楊寓晨說，上課除了灌輸知識就是訓練答題技巧，然后再用這些技巧去應付診斷。
條件反射式的訓練，占用了楊寓晨幾乎所有的課余時間：3歲就開始學習的畫畫，為了沒完沒了的題海放棄了，一直在訓練的書法也擱置了。更重要的是，楊寓晨對學習失去了興趣，她不明白每天花費這么多的時間意義在哪里。
雖然不是個特別叛逆的孩子，但是在這件事上，楊寓晨很堅持。
整整一個學期，楊寓晨“上課不聽講，寫小說”。小說也懶得寫了之后，就是睡覺，有時甚至診斷時都睡覺。
楊寓晨的媽媽著急了。她要給女兒找出路。
經多方比較，較終，楊寓晨的媽媽覺得國際高中應該更適合女兒，“至少這里的教育更注重培養(yǎng)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只為了診斷。”
得知自己即將告別這種恐怖的學習生活后，楊寓晨決定好好復習中考，就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
沒想到，中考的成績相當不錯。不過楊寓晨和媽媽還是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繼續(xù)上普通高中的念頭：“如果還是繼續(xù)這種強壓式的學習，就是考上了八中我們也不上。”
為國學回來卻選擇逃離中國式的教學
楊寓晨是在往“外”走，姜濤卻是帶著兒子往“里”走。
現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姜濤在國外生活了13年。兒子5歲的時候，一家人回了國。“我一直努力讓兒子知道他是個中國人，但是兒子總是無法理解”，為了讓兒子擁有一顆“中國心”，姜濤把兒子送進了北京一所普通的小學，希望他能先過國學這一關。
兒子很快就能熟練地用漢語交談了，這讓姜濤一家很欣喜。不過這種欣喜并沒有持續(xù)太長時間。
轉眼間兒子進入了四年級。“周圍的人都在議論小學，都在議論給孩子報什么小學數學班和英語班”。姜濤的太太也被這股強大的力量卷入了焦慮的漩渦。“這股力量強大得可怕”，姜濤說，“別人的孩子報了什么班，太太生怕兒子落后也會給兒子報什么班。”
“這不是我?guī)鹤踊貋硐胍獙ふ业臇|西。”姜濤說。
在兒子的教育上，姜濤有很深的思考，也很有計劃性。
“中國的父母都是要傾盡全力給孩子一些東西的，這是沒有辦法的，反正要給，那么給什么就顯得很重要了。”姜濤說，“我們根本不知道孩子長大的時候會面對什么樣的生存狀態(tài)”，因此，“我們要給孩子那些將來無論環(huán)境發(fā)生什么變化都能應對的較基本的素質”。他覺得這些能力應該包括解決問題的能力、創(chuàng)新的能力、溝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解讀金融和經濟知識的能力以及全球觀念和本土參與能力等等。
回國、進入普通學校，是姜濤教育計劃中“本土化”的一部分，他希望兒子能認同中國文化，能認同自己其實是個中國人。
現在，姜濤覺得這“本土化”的計劃不能再繼續(xù)了，因為他看到兒子“會說流利的中文，但是文字中沒有自己的觀念；可以破解很難的小學數學題，但是已經體會不到快樂”。
同樣是逃離診斷教育，姜濤的痛苦是雙倍的。因為他是帶著希望和期盼把兒子交給學校的，但現實是，他的期盼只實現了小小的一部分，換來的卻是他對繼續(xù)這樣下去的恐懼：“我現在給孩子的可能是對他將來沒有用的東西，而對他有用的那些東西我現在卻給不了他。”姜濤說。
有人說，中國的教育是：希望進，絕望出。
這恰恰是姜濤目前的狀態(tài)。
“我要讓孩子在較好較正確的教育資源里尋找未來生存的答案。”姜濤開始考慮把他的一攬子教育計劃中的“國際化”的部分優(yōu)先。
姜濤已經物色好北京順義的一家國際學校。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這所國際學校的小學入學里看到這樣一幕：孩子們都已經離園，老師卻忙了起來，他看到一個老師正在挖開教室門前的沙坑，然后把一個個“恐龍蛋”埋進去。姜濤不解，老師回答，小朋友第二天會在玩沙子的時候“意外”地挖出恐龍蛋，“孩子們一定很欣喜”。
“我被這個老師感動了，我在老師身上看到了希望。”姜濤說。
逃離的路費很昂貴 這樣做到底值不值
人們把這種進入國際學校接受教育的方式稱為“本土留學”，因為免去了出國留學種種不確定的風險，近些年這種方式成為不少低齡留學者的選擇。
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很多家長像楊寓晨的媽媽和姜濤一樣，認為孩子應該有國際視野，適當的年齡應該到外面去看看。只不過這個“適當的年齡”已經有越來越低的趨勢。有媒體統(tǒng)計，今年我國低齡孩子出國留學人數達到近年來的較高峰，赴海外讀高中的孩子比往年增加兩到三成，高中畢業(yè)參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學的孩子，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與那些還在診斷教育中苦苦掙扎的孩子相比，楊寓晨和姜濤的兒子似乎即將進入“世外桃源”。但這個“世外桃源”的入門費用可是不低，按照目前市場上的普遍價格，國際初中的費用大約是每年四五萬元，國際高中的價格要更貴，每年大約6萬~10萬元。而且，從國際中學畢業(yè)后，只有出國讀大學一條路，再回到中國教育體制內參加高考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要花更多的錢。
跟真正的出國留學相比，進入國際學校的費用還相對較低，但是對于大多數工薪階層來說，一年近10萬元的費用還是很高。
花這么多錢，讓孩子早早離開國內的基礎教育，這個逃離是不是太貴了？
姜濤的回答應該很有代表性。
“真正讓我決定讓兒子逃離診斷教育的還不僅僅是怕壓力、怕累。”姜濤說。
“中國和外國的教育真正看出差別的是在孩子進入大學以后，”姜濤說，國外的孩子進入大學之前都是在玩兒，在“不全面地發(fā)展”著，但是進入大學后，經過一年時間的思考，很多人在大二鎖定了一個自己夢想的專業(yè)。然后這些孩子就會突飛猛進地發(fā)展，短短的幾年內就能在自己的領域內達到很高的水平。
“同樣是大學，國內的孩子剛上大一時，懵懵懂懂比較安靜，但是到了大二就開始玩兒了，很少有人認真思考自己的專業(yè)、自己的興趣，真正把心思放在某個領域上。”姜濤說，這就是不同，人家開始學了，我們卻開始玩兒了。“我們十幾年的基礎教育就是以進入大學為目標的，孩子們進入大學的門后，反而不知道該干什么了。”
如果說楊寓晨的媽媽和姜濤正帶著孩子奔跑在逃離診斷教育的路上，那么周志興先生應該算帶著兒子逃離成功了。
周志興和愛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他的愛人曾經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小說《女大孩子宿舍》。
“兒子從一年級開始上的就是國際學校”，周志興說。
他有3個孩子，較大的孩子大學已經畢業(yè)，老二正在上高二，都是在診斷教育中歷練過的。周先生對孩子的教育曾經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應該給他們選擇什么樣的受教育方式、選擇什么樣的學校、選擇什么樣的專業(yè)、怎么才能讓孩子既學到知識又有好的品質。為此，當小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時，他決定換一種教育方式，直接把孩子送入了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有很多方面周先生都很認同：“孩子不用上課手背后面了”、“孩子班里一共十幾個人，上課圍成一個圈坐”、“孩子可以隨便提問”、“可以走來走去，甚至可以坐在講臺上”。
較讓周先生動心的是：“跟其他孩子比，兒子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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