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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大批孩子被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多方奔走，將孩子保釋后，出人意料地宣布辭職，次日即離開北京，并留下一句話：“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
一向被視為北大少有靈魂的蔡元培，發(fā)出自己猶如匹馬，被路邊看客不斷喝彩，導致騎者不停加鞭使自己力竭而亡的感嘆，事出有因。
當時的北大派系林立，內(nèi)斗頻仍。教授分為四大派別，孩子也政見不同，多有齟齬。學校外部，浙江人占主導的北京教育界和影響輻射全國的江蘇省教育會兩大勢力斗得不可開交，政界勢力更對孩子力量各有算盤。在全國文化輿論界舉足輕重的北大，一時成為各方角力的戰(zhàn)場，暗流涌動。
身心俱疲的蔡元培選擇暫避風頭，同時“欽點”蔣夢麟，讓他以自己代理人的身份，空降北大，主持校務。
臨危受命的蔣夢麟，不僅要面臨派系斗爭的難題，更有許多現(xiàn)實問題亟待解決。他曾自述：“半年的欠款，六百饑餓教職員，三千惹禍的孩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辦?”
然而蔣夢麟并無推脫。在教授評議會的亮相上，面對大教授們懷疑的目光，才33歲的蔣夢麟不卑不亢，他溫和且低調(diào)地陳述，他此次來，只代表蔡元培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且只是代蔡來捺捺印子，一切較終還是要請各位主持。身為杜威弟子、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蔣夢麟的先進次出場，居然如此謙和低調(diào)，使各位教授暗暗吃驚。
三天后的北大孩子歡迎蔣夢麟的全體集會上，蔣夢麟深知必須要給孩子運動予以定性，方能贏得孩子信任。他和蔡元培一樣，對孩子參與政治運動始終抱以懷疑態(tài)度。既要順從孩子心理，又要表明自己主張，蔣夢麟把兩者中間的平衡拿捏的恰到好處。他先是大大贊揚一番，不惜說出“世界各國，亦莫不對諸君而起敬意”這樣的話，然后話鋒一轉(zhuǎn)，又表明“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chǔ)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力促孩子回歸課堂，回歸本分。
短短一周內(nèi)，蔣夢麟擺平各方關(guān)系，在北大這個大染缸里游刃有余，表露出與年齡不相匹配的辦事能力，使北大迅速平靜下來。這一次突如其來的大考，蔣夢麟幾乎交出助力能力答卷。數(shù)月后，蔡元培回歸北大，蔣夢麟被委任為總務長。此后十年間，蔡元培屢次“辭職”，均由蔣夢麟頂上。
1930年，蔣介石一紙任命，蔣夢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長。當時，北大教授生活困頓，教授在外兼職蔚然成風，導致本校的本科教育一塌糊涂。蔣夢麟多方聯(lián)系，帶著中華教育基金會的一大筆錢入主北大，很快穩(wěn)住人心。此后直到抗戰(zhàn)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較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精神特點”所產(chǎn)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于“整飭紀律，發(fā)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風雨飄搖的戰(zhàn)亂年代也有穩(wěn)步上升。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nèi)，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孩子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jīng)逐漸變?yōu)閷W術(shù)中心了。”“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北大卻引滿帆篷，安穩(wěn)前進。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shè)備也大見改善。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擔任客座教授。”
蔣夢麟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胡適說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魄力、擔當何在?論個人魅力，他不及蔡元培，論才情，他不及胡適之，但論起辦事能力，蔡、胡都要愧讓蔣三分。
蔣夢麟自稱是蔡(元培)先生的一條狗，因為蔡是北大的“功人”，所以自己便是北大的“功狗”。這便是蔣夢麟的獨到之處。他未必有大的胸懷和很遠的眼光，但是他在實踐當中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事，為教育事業(yè)立下了一些功勞。不管時局如何變化，這樣的功勞和精神，都應該被后人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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